9月4日，广东佛山的陆先生告诉记者，2024年10月，他妻子在佛山第一人民医院做微创手术，术后因并发症没了自主呼吸，瞳孔放大，被鉴定为脑死亡，几日后离世。
经佛山医学会鉴定，不构成医疗事故，医院没有任何责任。陆先生申请了再次鉴定。后经广东省医学会鉴定，该起手术医院存在多处不当行为，系一级甲等医疗事故。
记者从佛山市卫健局获悉，医院承担事故主责，已对医院作出警告并罚款2万元的处罚决定，目前对涉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罚正在依法处理中。（据9月5日新京报）
若不是家属坚持申请省级复核，这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恐怕就要以“医院无责”的结论被掩埋。同样的医疗行为，同一套鉴定制度，两次鉴定结果天差地别，事件性质也彻底逆转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绝不仅是医学专业领域的问题，更关乎医疗鉴定的公信力与公正性。
医疗行为本就具有高度专业性，患者与医院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壁垒。一旦发生纠纷，科学、公正、权威的医疗鉴定，就成为厘清责任、实现公正最关键的一环，其结论直接影响事件定性、赔偿方案甚至司法判决。正因如此，鉴定过程和结果的客观公正，不仅关系到个案中的家属能否得到安慰，更与整个医疗体系的公信力息息相关。
我国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明确规定，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工作交由社会团体组织——医学会来进行，一般由属地医学会组织专家库成员合议形成意见，就是为了脱离行政色彩，保障鉴定的专业性。那么，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两级医学会鉴定结论完全相反的情况？即便不同专家对同一病例可能看法相异，或是鉴定标准可能滞后于技术发展，导致鉴定结果存在差异，那也不至于差异这么大吧，这背后是否存在不为人知的猫腻，实在费人思量。
有没有可能？地方医学会的专家多来自本地医疗系统，与涉事医院和医生往往存在或明或暗的职业关联与人际交集。不排除某些鉴定过程中，存在“同行相护”的心理，或出于维护医院声誉、地方形象的考量，倾向于淡化处理、规避定性。这并不是说，第一份鉴定必然存在“偏私”，但当一起过程明显存在瑕疵、最终医院须负主责的医疗事故，最初竟被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，就很难不让人心生怀疑。
“鉴定结果”大变脸，也让人细思极恐。如果家属没有坚持申请上一级鉴定，真相是否将永远石沉大海？
此次事件中，卫健局对医院作出警告和罚款，要求其承担责任，并对涉事医务人员追责，是对过失方的必要惩戒，也是对患者家属权益的有力保障。但不能忽略的是，最初做出错误鉴定的佛山医学会是否也应被问责？医学会虽是社会组织，但既然承担了法定的鉴定职能，就应当对其专业判断和行为后果负责。出现重大鉴定偏差，不能一句“学术意见不同”就轻松带过，必须有相应的调查、解释和追责机制。否则，鉴定“失误”的成本太低，将无法遏制类似的地方保护倾向。
同时，也有必要反思，是不是一定要走出本地，由更高层级或异地的鉴定机构来鉴定，才能换来更客观公正的结果？医疗事故鉴定机制是否应引入更多元的参与主体，同时规避利益相关方？是否应当建立有效的鉴定质量追踪与责任追究制度？
一条生命的逝去，暴露的不仅是一家医院的医疗行为过错，更折射出医疗鉴定体系亟待修补的漏洞。医疗鉴定关乎生命尊严，关乎公平正义，其公正性和权威性，不能只靠家属锲而不舍去坚持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之上。只有当鉴定过程透明、公正、可追溯时，才能确保鉴定结果不被扭曲，医疗事故不被隐瞒，让患者、家属在面对医疗纠纷时有理可讲、有据可依，让医疗机构在法治规范的轨道上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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